王大桥光明路的尽头，云南省第一监狱（以下简称省一监）的大门就敞开在此，把守森严的狱警们仔细检查登记着进入监狱的每一辆车，大门左侧直通省一监生活区的小坡上车来人往，而大门右侧通往四合院的小坡却有些门庭冷落车马稀。
这个四合院独处在光明路、省一监和昆明监狱的高墙电网间围成的三角地带，王大桥周围的居民很少有人知道四合院的存在，它似乎只独处在时光与闹市之外，成了一块几乎被人遗忘的角落。
一栋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5层楼的红砖房，被一排排老土坯房和石棉瓦平房簇拥着，破旧、矮小、拥挤、潮湿的土坯房剥落出泛黄的墙土、屋顶瓦砾间疯长的荒草、仅容一辆电动车进出的巷道……与对面省一监生活区矗立的单元楼相形见绌。
这是省一监一些有手艺、有技术的刑满释放人员转为“工人”后的最后一片留守地，当然，蜗居在这里的还有刑满释放后的留队人员、暂留待迁人员、暂留内退、病退人员和遗孀以及少数贫困的外来务工者。这个鲜为人知的特殊群体至今已近100人。
曲折的经历和不可抗拒的命运将他们聚到了一起，生活中他们相互扶持，倾谈心声，他们大多年事已高，念旧情结挽住了他们的脚步，而至关重要的是，他们除了每月800元左右的退休工资外，已无力支付那高昂的房价，他们只能选择了留下。
晚年的他们虽然居住条件简陋，但生活中依然相互扶持，相互关怀。
四合院独处在光明路、省一监和昆明监狱的高墙电网间围成的夹角地带，从监狱高墙内传出的敲打声，不时回荡在四合院的每一个角落。
刑满释放后，兰文光就一直住在四合院，至今已有26年，背景平房便是兰文光的家。
60岁了，但张成贵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说起话来有条有理。
被疑放火
76岁的唐惠仙手里捧着一个红色小本，正准备写一份材料递交给省一监领导，刚打了个草稿开头：“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却发现“格闭邻居”几个字有点吃不准，问遍了整个四合院都没人会写“隔壁邻居”四个字，费了很大的力气，她将大家教她的字组合在一起，写成了“格闭林军”。碰巧遇到记者的帮忙，才改成了“隔壁邻居”。
唐惠仙要写的材料，是有关隔壁邻居魏民义“放火”烧家危及自家的材料。
今年10月19日，患有中风，半身不遂的四合院病退工人魏民义家中突然失火，屋内被烧得一片狼藉，大片玻纤瓦横七竖八地倒在门外狭窄的巷子里。与魏民义仅一屋之隔的唐惠仙也受牵连，这让唐惠仙的日子过得诚惶诚恐，提心吊胆。
这场大火让沉寂了30多年的人群——离退休“监狱工人”，出现在大众的视线范围内。这里居住的近100人，都有几乎相同的身世，他们都是省一监一些有手艺、有技术的刑满释放人员，为了生存或者是逃避故乡，他们都转成了“工人”，30多年来，他们几乎不跟外界接触，他们总是在隐藏自己的身份，不愿向外面的人提及他们的过去。
这场大火也让四合院里怨声载道，抱怨连连。
唐惠仙看了看周围，发现没人后，她凑到记者耳边细声地说着魏民义的过去。唐惠仙说，魏民义时常因家庭矛盾殴打其丈母娘和妻子，老丈母娘无奈回到了楚雄老家，妻子也三天两头不归家。虽然女儿就住在四合院红砖房内近在咫尺，但忙于上班，据说正处于热恋之中，很少顾及魏民义的生活。而在外打工的儿子也同样很少过问老人的生活。今年，家人将魏民义送到了王大桥某敬老院，不料刚送进去两天，他便跑出来了。
面对众人的指责，看似木讷的魏民义并没有反驳。只是拄着拐杖游荡在四合院里，任凭别人说。火灾后，省一监后勤服务中心安排魏民义到四合院的门卫室暂住，几天后，四合院红砖房5楼的一位老人过世，后勤服务中心将空房腾出给魏，可是他又固执地返回到被烧得家徒四壁的平房里住下。
“有一天早晨挺冷的，他打着赤脚来到我家门口，嘴里支支吾吾地说了许多听不懂的话。我正好有一双穿着小了点的高筒皮鞋，就给他穿上了。之后的几天他都不好好穿裤子，总是穿得‘怪里古董’（怪模怪样）的，我又给了他一条裤子和一条腰带，可是没过两天，他就把裤子和腰带扔掉了，还是好心的邻居帮他捡回来的。”住在门卫室旁边的老人李绍清回忆。
狱
四合院最高处一块长满荒草的训练场上，周围竖立的红色大字标牌被风吹雨淋后开始有些褪色，据说这里是监狱武警们的训练场。训练场下方的偏坡上，刑释人员，在这里开垦出一块块“开心农场”，韭菜、小白菜、茄子、小瓜等蔬菜在菜园里茁壮成长，他们自种自收自消，一边自娱自乐，也为消磨余下的时光。
只愿提入狱之前
60岁的张成贵的家就在这个坡底下。自从1984年刑满释放后，张成贵便一直居住在四合院里，第二排土坯房的最顶端，这间约30平米的老土坯房是张成贵的住所。
荒地上的火麻子树被太阳晒得低垂着脑袋，张成贵在阴暗而有些潮湿的屋里忙着切菜做午餐，这一天，他没有出门和老伙伴们一同晒太阳。
一碗苦菜豆腐汤打蘸水、一碗腌菜红豆、一碗米饭，外加一小杯老白干，张成贵开始慢慢享用起来。他的穿着如同他的午餐一样朴素但不落伍，一双黑色“耐克”鞋，配着有些显旧的乳白色衬衣和黑色西裤。
虽已是古稀之年，但张成贵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他用一口浓重的昭通口音讲述着他不愿再提及的往事，不时提醒记者有的地方可以记，有的地方千万不能记。
张成贵的过去与这里所有的人一样，都曾被划分为三个时期：入狱之前、服刑期间、出狱之后。但是他们自己定义的过去只有一个，就是“入狱之前”，张成贵们只愿意说那个过去，因为那个过去有着他们遗失的尊严。
1965年，张成贵从昭通威信县初中毕业后，干起了县委通讯员的工作，每天的工作是到各乡和大队传送文件。当时威信的交通十分落后，大多是山间小道，马是翻山越岭的必要交通工具。
8个月后，张成贵遇到了命运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听说初中毕业就可以去参军的张成贵十分欢喜，他顺利地成了一名援越铁道兵。两年后，张成贵转业了，被分配到开远的小龙潭煤矿当工人，但他并不愿意去。凭着自己在军队里曾任干部的契机，张成贵当上了威信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成为狱友、工友
1965年，兰文光已经在中甸县看守所服了3年刑。
老家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县的兰文光，1953年开始参加工作，在中甸县公安局当上了一名警察，亲朋好友们都非常看好他的前途，兰文光也为此深感自豪。
4年后，兰文光代理大中甸区区委书记一职。1961年，兰文光召集了大中甸区的干部开会解散了大伙食团，为百姓开仓分粮，“当时处于人民公社，吃大伙食团”。 这让兰文光犯了大忌。他被批判了3天3夜。
之后意志消沉的兰文光结识了当地一个土匪。最终惹祸上身，被抓进了中甸县看守所。1965年，兰文光辗转被送到丽江大研农场劳动改造。
进入70年代，拖拉机的黄金时代，这让生产拖拉机头为主的金马柴油机总厂的生意十分红火。此时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金马柴油机总厂急需大批技术工人。此时的兰文光已经练就了一把车工好手，1972年经上级部门批准，兰文光被转送到了省一监继续服刑，开始干起了调度施工工作。
6年之后，张成贵同样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手空空来到了省一监。入狱后的张成贵也被分到了云南金马柴油机总厂每天负责修理柴油机。
张成贵和兰文光这两个生活在云南地理版图上最东边和最西边的人，在云南金马柴油机总厂成为了狱友、工友。
他们无法感知高墙外的世界，每天只知道埋头干活，但他们的独特经历见证了那段高墙内的岁月。当时正在加紧完善中的司法制度开始给他们带来转机。
出狱
1984年7月，张成贵获得了假释，尽管重获自由，但他的工作和生活并没有离开监狱，而是住进了监狱大门口的四合院。
留下的原因
张成贵说，应当时政策的要求，他不能回原地，换了一套省一监提供的劳保服和一双皮鞋后，张成贵转为了省一监的一名长期合同工，在云南金马柴油机总厂当了一名企业管理干部。
“当时我想回去（威信），亲戚朋友们也希望我回去，但当时监狱需要我这样的高级工，估计是政府担心我们回去报复社会或是不被社会所接纳，所以把我留下来。”张成贵从桌上杂乱的纸盒里翻找到一盒红梅烟，掏出一支点上深吸一口，尽管已经咳嗽，但烟却是他离不开的伴侣。
张成贵记得，原昆明钢仓厂、昆明机床厂、第三机械厂等单位都有从省一监刑满释放出去的狱友，张成贵也想去这些单位。但张成贵猜测，由于处在假释期间，监狱给他们发工资却将其“留”在了四合院，这也是当年大多数刑满释放人员、留队人员、暂留待迁人员共同的结果。
对于留守在四合院的原因，省一监保卫科工作人员何建宁（音）给出的回答是“上世纪80年代的金马柴油机总厂很辉煌，其生产的柴油机畅销全国各地，出口东南亚各国，销量很大。这就导致了厂里需要很多的生产人才，于是就留下了这些‘工人’。”
“虽然是企业管理干部，但在省一监看来，我还是一个劳改释放人员。”虽然获得了自由，后来被评为了高级工，但张成贵认为厂里对四合院“工人”的歧视并未消退。这让张成贵至今感到自卑和不满。
“那时每月有77元工资，偶尔会拿到季度奖金，干部有100块的话我们就有60块，但有时也拿不到。”让张成贵自豪的是，他可以参加厂长召开的会议，并提出自己对产品的研发和关于生产的一些建议或想法。
2005年，云南金马柴油机总厂宣布破产，后改名为云南金马动力机械厂。这一年，张成贵退休了，每月有1477元的退休工资，扣除每月四合院的水电费、房租费、垃圾费、卫生费等杂费，每月到手的还有1300元左右。张成贵说，居住在四合院的人员中，分刑满释放转为“工人”的、刑满释放留队的、刑满释放暂留待迁的三个等级，工资和待遇并不一样。
安度晚年
同样，兰文光对这样的划分也深感不满。兰文光清楚地记得，1984年元月4日，兰文光脱下了22年的囚服，换上便装，走出监狱大门，重新看到了监狱外多彩斑斓的世界。我们无从考证兰文光在中甸县看守所、丽江大研农场和省一监度过的22年时光，但22年，对于兰文光来说，已经不容抗拒地改写了兰文光的命运。
出狱后的兰文光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和服刑的经历而丢掉了生活的希望和从头再来的勇气。兰文光一心想自己办一个小机械厂，他打听到呈贡有一机械厂需要车工，并诚意邀请兰文光加入，双方情投意合，但最终却变成了一个遗憾。兰文光事后猜测，可能监狱担心他们刑满出来后的不确定行为，省一监领导对他做了多次思想动员，当时省一监也需要这批技术人员，兰文光最终留在了省一监，转为了一名正式工人，在车间管理车工、守油库、扫地、烧开水等后勤工作，并在四合院安排到了一间房子，至今，他已住在这里26个年头。
1995年，年事已高的兰文光退休了，经过几次调薪，工资从1990年的190元涨到了现在的每月830元，由于眼力不好，如今兰文光已没法和老伙伴们下象棋打牌了，平时喜欢拿着公交爱心卡去翠湖公园看人吹拉弹唱，有时拿着老年优待证到昙华寺公园晒晒太阳，安度晚年。
晚景
四合院里几乎找不到电脑，也没有网线，张成贵和兰文光都有手机，但几乎很少与外界联系，多数时候都是为方便家人联系他们。兰文光的手机甚至都已没电关机许久却没有察觉。
拥有社保福利
提起孩子和前任老伴，张成贵黯然落泪。当年张成贵的前任老伴在县妇联工作，张成贵被判入狱后，上级要求两人划清界限，两人不舍这段姻缘。然而迫于当时形势，1983年，两人最终在离婚书上签了字。老伴在威信独自将4个子女拉扯大，如今子女们时常来看望老人，这让晚年的张成贵倍感欣慰。
1989年，经人介绍，张成贵认识了今年49岁的现任老伴，一个富民县的教师。两人感情不错，三年后双方领取了结婚证。老伴在富民买了房子，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现在在云师大的杨林校区上学。
退休后的张成贵先后在昆明饭店、广福路一家停车场、人民东路探矿厂停车场当保安，守仓库打些散工，偶尔为打官司的人写点诉讼材料，除了退休金，每月还有几千元左右的收入。在四合院的老人中，张成贵的收入算是不错的。
后来社区办给老人办了社保。多数时日，张成贵还是在四合院里和老伙伴们呆在一起，“住惯了老地方”。有时老两口也去富民住上一段时日。
1999年，在一位昭通建筑老板的帮助下，张成贵家老房子的外墙一侧，搭建了两间高约两三米的平房，老人将这两间扩建房布置为自己的厨房和卧室。张成贵每顿饭喜欢喝点酒，厨房灶台旁摆放的三个玻璃酒罐，还有一个是满的。张成贵在厨房里添置了电磁炉、电饭煲，告别了烧柴做饭的日子。空闲时，老人或到南屏步行街逛逛，或在四合院内聊聊天，看看杂志和新闻。
不一样的婚姻
兰文光的婚姻与张成贵并不相同。与前妻离婚后，对方改嫁了，他们唯一的一个儿子在迪庆师范学院毕业后在当地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如今已是53岁的老人。1987年，经人介绍，兰文光与今年70岁的现任老伴杨文惠结婚，老伴的大儿子在水电设计院工作，小儿子则在元谋矿山干活。平日里双方的子女们各忙各的，逢年过节时，子女们相约来看望老两口。老两口也隔几年回一趟中甸老家，受到亲朋好友们的热情欢迎与招待。临走时，还送给两位老人一些酥油、奶渣和牦牛干巴。
“外人都不知道我们的身世，乘公交车、逛公园都是免费的，有时孩子们还给我们让座，应该说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兰文光说，22年的服刑生涯，已经习惯了监狱体制化的生活，转为“工人”直至退休前，每天准时上下班，工作和生活作息都是一贯的，和服刑时期没有多少变化。
但是，和张成贵一样，兰文光对把四合院中的人群“划分”为监狱技术工人、留队人员、暂留待迁人员的“不平等”做法而深感备受歧视，至今难以释怀。兰文光慢慢打开抽屉，翻开崭新的户口本，作为四合院的一名暂留待迁人员，如今他和老伴的户口已经落在了金沙派出所，成为了昆明本地人。社区为兰文光办了一张社保卡，但不知何因，里边却没有钱，买药看病，依然需要靠退休工资来解决。
为改善四合院的住房状况，几年前省一监计划在老生活区建盖几栋经适房，省一监后勤服务中心保卫科的何建宁说，目前经济适用房的手续已审批，用地周围已打好了围墙，项目办公室也已成立。兰文光和老伴一心想住上新房，但苦于经济能力有限，他们也不愿向子女伸手，最终放弃了购买经适房。但希望有生之年能住上政府的廉租房。这是老两口的一个未了心愿。
兰文光说，他想落叶归根，家人们也希望他安葬在故乡中甸，但过世后究竟咋办，他和老伴心里现在也没有一个谱。
与EVD为伴的日子
“在监狱里，不论是正式工人还是非正式工人，大家干的活都是一样的，就是工资待遇不一样。”何树学也有类似的抱怨。出狱后，何树学先后在省一监控制室管过电，打扫卫生，烧洗澡水，守围墙，后又返回到控制室管电。
“人活一生，草活一春，人就是要想开点。人终究会死，很多东西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何树学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出狱后，呈贡老家的表兄弟原本打算把家里的老房子重新修建一下，但遭到何树学的反对。
上班期间，何树学就把午饭、晚饭安排在监狱食堂里解决，很少回屋做饭。何树学没有锅，也不炒菜，有时就到王大桥农贸市场买点简单的卤菜，用电饭煲煮点饭吃。渴了就用电热水器烧点开水或买瓶可乐解决。在桌子一角，还放着何树学买来的饼干和包子，还有几个放在地上的鸡蛋。
“我的日子很简单，随便整整吃点就行。现在吃什么都没有营养的，因为土壤都被污染了，种出来的东西也就不好了。”何树学对不做饭有自己的理由。
年轻时，何树学曾在一家工厂里弄钢圈时太热，就把双手放到了冷水中降温，后来双手因此筋脉萎缩残废了。“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不灵活还得了风湿病、骨质增生，天阴下雨就疼。”凭借从小学到的一些草药土方，何树学从四合院采摘到半夏、金刚刺等草药泡成药酒，擦拭治风湿。并在墙上挂了晒干的蒲公英，说是可以应对消炎止痛之需。而手脚不灵便，窗帘也懒得挂了。
“以前还到东华小区、东风广场走走，但城市变化太大，担心出去找不到回家的路，现在几乎不出门了，休息时就在院坝里转转。”大多时日，何树学就独自一人在屋内陪着那台EVD度过。
这么多年，也没想过找个老伴结婚生子，不想因为自己不光彩的过去给后代们增加负担，自己所挣的工资有限，也没有能力养活小孩。”何树学似乎对往后的日子有些沮丧。
10月26日，当记者再次回访时，魏民义的装扮变得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上半身穿件脏兮兮的西服，下半身套条黑裙子，右脚一只破鞋，左脚一只布鞋，嘴里说着语无伦次的话，独自在四合院内游荡。由于头脑和口齿不清，也无法确定魏民义是否患有精神病，这让金沙派出所民警和消防调查人员在处理该案时深感头疼和棘手。
大多数居民都认为，魏民义口齿不清，但头脑并不含糊，尽管魏民义的邻居们时刻提防，但不幸还是发生了，据四合院居民介绍，10月29日清晨，魏民义再次点燃了窝里的废墟，这一次，大火烧穿了屋顶，这让邻居张成贵和魏成玖更加恼怒不堪，“这已经是第四次着火了，消防队来了两次，我们自己弄熄了两次。”而魏民义本人却消失不见了。谁也弄不清他的下落。如今，被大火殃及的老房得到了省一监的重新修缮，大家都希望，这样的火灾不要再重演。
“5块两斤，5块两斤。”卖桔子的小贩偶尔骑着三轮车光临到四合院里吆喝两声，一番讨价还价后，几位住户买走了几袋。四合院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
记者 吴昆 实习生 杨雯 摄影：本报记者 赵永峰（云南信息报）
来源：云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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